讨薪律师团15年的“酸与甜”
“往年最多的时候，前来寻求讨薪帮助的农民工坐满了会议室，我们一天接待的求助者有十几拨。”年关将至，在湖南长沙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律师事务所内，秦希燕眼前却是另一番“冷清”景象。“我很欣慰，近几年向我们求助的农民工越来越少了。”
2003年，秦希燕带领其团队成立中国首家“为农民工讨工资律师免费服务团”，每年拿出20万元人民币的经费，用两个月时间免费为农民工讨薪。15年来，该团队共为来自中国各地的3万名农民工无偿讨回薪资近3亿元。
回顾这些年为农民工维权的经历，秦希燕忍不住道出一桩桩心酸往事。“15年前，一位农民工迫于妻子患病无钱医治外出务工，两个月后其妻病逝，他找老板讨要工钱时竟遭遇‘打白条’……”
此事深深刺痛了出身农家的秦希燕。“既然选择了做律师，就要把公平正义摆在第一位，及时向他们伸出援手。”如愿帮这位农民工讨回工钱后，秦希燕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决定组建专门团队为农民工讨薪。
律师团成立一事经媒体曝光后，每逢年底，慕名前来秦希燕联合律师事务所求助的农民工络绎不绝。等待律师团的，则是一次次与欠薪方的艰难较量：经常遭遇对方“门难进、脸难看”不说，律师们还反被告成恶意讨薪。
帮农民工维权，费力不讨好，还要自己倒贴办案经费。有人称秦希燕为“傻”律师，可他却认为：“农民工的事看似事小，却事关社会稳定大局，这样的傻事值得一做。”
秦希燕和他的团队深知，要根本解决欠薪问题，维护农民工权益，还需普及和完善相关法律。作为第十一、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他深入基层调研，将农民工的心声、相关制度的不完善，以议案、建议形式向全国人大和有关部门提出。
提交的“恶意欠薪”入罪议案写入《刑法修正案(八)》，缩短农民工维权期限的建议被最高院采纳；提出完善农民工工伤维权机制，进一步完善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制度……据不完全统计，秦希燕先后有10多份事关农民工权益保障的议案、建议被采纳。
更令他乐见的是，随着国家相关法律和制度的不断健全完善，在各级政府的重拳整治和反复重申下，各地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正在逐年减少。“农民工群体自身的维权意识也在增强，很多人知道要与雇方签订劳动合同，明白打欠条的重要性了。”
即便遭遇欠薪，还有各地司法行政部门和法律援助机构为农民工讨薪“撑腰”。以湖南为例，该省各级法律援助机构通过与当地多部门协同配合、畅通农民工维权绿色通道、借力“互联网+”等举措，全力确保农民工应援尽援。仅近两年，该省共办理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2万余件，为农民工讨薪3.2亿余元，有效维护了农民工合法权益。
“年前大家的工资基本都会到位。”今年40出头的包工头周国文现带着一帮农民兄弟在长沙宁乡务工，10多年前开始外出打工的他感叹，以前有些老板工钱说不给就不给，工友们拿他也没办法。“现在情况好了很多，出了问题我们也知道求助法律援助机构等依法来维权。”
岁末年初是广大农民工劳动报酬结算的高峰期。记者梳理近期公开报道发现，从将拖欠农民工工资列入“黑名单”，到对省级政府实施年度考核；从曝光拖欠劳动报酬典型案例，到开展春节前治欠保支攻坚战等，从国家和地方，各级各部门已频出大招，只为让农民工能及时拿到工钱过个开心年。
“现在政府这么重视、治理力度这么大，农民工欠薪问题迟早会得到解决。”秦希燕说。
“往年最多的时候，前来寻求讨薪帮助的农民工坐满了会议室，我们一天接待的求助者有十几拨。”年关将至，在湖南长沙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律师事务所内，秦希燕眼前却是另一番“冷清”景象。“我很欣慰，近几年向我们求助的农民工越来越少了。”
2003年，秦希燕带领其团队成立中国首家“为农民工讨工资律师免费服务团”，每年拿出20万元人民币的经费，用两个月时间免费为农民工讨薪。15年来，该团队共为来自中国各地的3万名农民工无偿讨回薪资近3亿元。
回顾这些年为农民工维权的经历，秦希燕忍不住道出一桩桩心酸往事。“15年前，一位农民工迫于妻子患病无钱医治外出务工，两个月后其妻病逝，他找老板讨要工钱时竟遭遇‘打白条’……”
此事深深刺痛了出身农家的秦希燕。“既然选择了做律师，就要把公平正义摆在第一位，及时向他们伸出援手。”如愿帮这位农民工讨回工钱后，秦希燕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决定组建专门团队为农民工讨薪。
律师团成立一事经媒体曝光后，每逢年底，慕名前来秦希燕联合律师事务所求助的农民工络绎不绝。等待律师团的，则是一次次与欠薪方的艰难较量：经常遭遇对方“门难进、脸难看”不说，律师们还反被告成恶意讨薪。
帮农民工维权，费力不讨好，还要自己倒贴办案经费。有人称秦希燕为“傻”律师，可他却认为：“农民工的事看似事小，却事关社会稳定大局，这样的傻事值得一做。”
秦希燕和他的团队深知，要根本解决欠薪问题，维护农民工权益，还需普及和完善相关法律。作为第十一、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他深入基层调研，将农民工的心声、相关制度的不完善，以议案、建议形式向全国人大和有关部门提出。
提交的“恶意欠薪”入罪议案写入《刑法修正案(八)》，缩短农民工维权期限的建议被最高院采纳；提出完善农民工工伤维权机制，进一步完善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制度……据不完全统计，秦希燕先后有10多份事关农民工权益保障的议案、建议被采纳。
更令他乐见的是，随着国家相关法律和制度的不断健全完善，在各级政府的重拳整治和反复重申下，各地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正在逐年减少。“农民工群体自身的维权意识也在增强，很多人知道要与雇方签订劳动合同，明白打欠条的重要性了。”
即便遭遇欠薪，还有各地司法行政部门和法律援助机构为农民工讨薪“撑腰”。以湖南为例，该省各级法律援助机构通过与当地多部门协同配合、畅通农民工维权绿色通道、借力“互联网+”等举措，全力确保农民工应援尽援。仅近两年，该省共办理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2万余件，为农民工讨薪3.2亿余元，有效维护了农民工合法权益。
“年前大家的工资基本都会到位。”今年40出头的包工头周国文现带着一帮农民兄弟在长沙宁乡务工，10多年前开始外出打工的他感叹，以前有些老板工钱说不给就不给，工友们拿他也没办法。“现在情况好了很多，出了问题我们也知道求助法律援助机构等依法来维权。”
岁末年初是广大农民工劳动报酬结算的高峰期。记者梳理近期公开报道发现，从将拖欠农民工工资列入“黑名单”，到对省级政府实施年度考核；从曝光拖欠劳动报酬典型案例，到开展春节前治欠保支攻坚战等，从国家和地方，各级各部门已频出大招，只为让农民工能及时拿到工钱过个开心年。
“现在政府这么重视、治理力度这么大，农民工欠薪问题迟早会得到解决。”秦希燕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