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的本意是敬，即尽心。《左传》载，随国季梁强调“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季梁认为，社会管理者对老百姓要忠诚。《礼记》载，孔子赞扬虞帝治天下，无私，不厚待其子，爱护老百姓如父母爱子一样，对民众有出自天性的爱心，有忠厚而利民的教诲，使民众富庶而有礼。可见，忠指对待别人尽己之心，特别是居职任事者应尽心竭力为群众谋利益。孔子讲“君仁臣忠”“君惠臣忠”，表明他主张的忠是与仁和惠等密切联系的双向要求，而不是“君为臣纲”的单向度要求。我们今天倡导的忠，不是封建社会的愚忠，而是待人忠诚、忠贞不二，忠于职守、爱岗敬业；忠于党和国家、人民。我们提倡人的忠诚度，涉及每个人对自己的配偶、家庭、职业及单位的态度。倘若为了个人利益出卖国家或企业的机密，那就是不忠。
孝的本意是尊重父母。它是人从身边最近处做起的善行，因此有“百善孝为先”的说法。最起码的孝是赡养父母长辈，但孝又不仅限于赡养，而是从内心尊敬父母长辈。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也就是说，离开了敬爱之心去赡养老人，那与养狗养马有什么区别呢？因此，我们要用至诚的心和切实的行动去感激父母，常回家看看，多做尽孝之事。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这是孝的三原则：大孝是使双亲受人尊敬，其次不使父母的名誉受辱，最下等的是能赡养父母。如果做子女的违法犯罪、贪污腐败，就是大不孝！孝是最基本的爱心，儒家的仁爱不限于爱亲，而是以这种天伦之乐作为生命之爱的最初体验，以此为养育人性之起点，进而推己及人，爱他人，爱天下人，即孟子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对父母都不爱的人，能去爱别人、爱陌生人？孝与忠有密切关系，人们常说“爱于亲者忠于国”“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仁义之士能把爱亲的体验推之于爱民爱国。在一般情况下，忠与孝是顺向的联系，有普遍性。在特殊的时空条件下，忠孝面临冲突，难以两全，忠诚义士应服从大义，为国尽忠。今天我们讲孝，应摒弃“父为子纲”的单向度、无原则的价值取向，但其合理内涵是值得弘扬的。
节的本意是止、操、信，指人对欲求有节制、节度，又有行为高尚的意思，如节操、品节等。古代士人讲气节操守，强调在生死关头要有静气与定力，不随风摇摆。节这一品德与忠、义等品德有紧密联系。孔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曾子曰：“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孟子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苏武牧羊》中说：“历尽难中难，大节定不亏。”翁同龢自题诗：“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今天我们讲节，应摒弃封建社会中所谓“三从四德”的“妇道”，而强调做人要有原则立场，不能因眼前的名利而牺牲大节，不做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墙头草，尤其是在权、钱、色的诱惑面前要洁身自好。
义的本意是宜，指适宜、恰当。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见利思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说，不该由自己所得的东西，却去取了过来，是不义。义是人们的行为准则，义行指合宜、得当的行为，包含有恪尽职守、发挥才能，对社会、家庭尽法律和道德上的责任与义务等内容。羞耻之心是义的萌芽。义是对是非善恶正确果断的裁决，既是道德情感，又是道德判断。义行则是人们责任感、义务感的外化过程。行义即自觉自愿地按义这种道德原则行动，是高尚的道德行为。成语中所谓见义勇为、慷慨就义、义不容辞、义无反顾、义正词严、义愤填膺等，都表达了社会大众对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呼唤与褒奖。简略地说，义是应当，即无条件地做应当做的事。在当下讲义，应充分考虑义与利的关系问题，在道义指导下实现义与利的统一。也就是说，求利当以道义为标准，坚持道义与谋求公利是一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