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刘辉与文静于2008年12月28日登记结婚。2009年4月8日，双方因言语不当发生争执，文静回娘家居住。后刘辉到文静娘家，希望接文静回家，但遭到文静拒绝。2009年4月12日文静诉至法院要求与刘辉离婚，诉讼过程中，刘辉数次动员亲友到文静娘家做和好工作，均遭到文静拒绝。5月12日，已怀孕7个月的文静与其父文明在未与刘辉协商、未告知刘辉的情况下，以文静系未婚怀孕为由到医院要求做人流手术，文明在手术同意书上的“亲属”一栏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医院对文静实施了人流手术。7月16日文静就离婚一案向法院申请撤诉。
2009年8月10日，刘辉以文静及其父文明侵犯其生育权，对其造成精神损害为由诉至法院，要求赔偿精神抚慰金5万元。
【分歧】
妻子私自堕胎，是否侵害了丈夫的生育权？
一种观点认为，妻子的行为构成侵权，她堕胎应当告知丈夫并经丈夫同意，否则既是对丈夫知情权的侵犯，也是对丈夫生育权的侵犯，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另一种观点认为，妻子的行为是对自己权利的处分，这是公民的基本民事权利，其他民事权利（如本案中的生育权）和基本民事权利相冲突时，应当根据法益均衡、法益价值的原则，倾向于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
【评析】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
1.男性是否有生育权
在我国法律中，婚姻法第三章第十六条，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五十一条，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七、十八条，都对生育权作出了规定。男性和女性都有生育权，即有生育的自由也有不生育的自由。所以，男性具有生育权是没有疑问的。
2.男性生育权的实现
一般来说怀孕是双方自觉自愿的行为，男性生育权是不能自己独立完成的，需要妻子自觉自愿的配合才能实现。这种自愿不仅体现在怀孕时，并且应当体现在从怀孕一直到胎儿出生这段时间内。胎儿孕育在女方的体内，女方是否愿意继续孕育胎儿，必然涉及到女方的人身自由权和生命健康权。这两种权利是女方的基本民事权利，男方不能以任何理由加以剥夺，否则就是对女方基本人权的漠视和侵犯，也有可能造成道德的泛滥，使男方的生育权凌驾于女方的基本权利之上。所以说，男性生育权的实现不但要有男方的意愿，也应当有女方自觉自愿的配合，而且这种配合从怀孕到孩子出生这段期间都应当是自觉自愿的。
3.男性生育权和女性生育权冲突的解决
女性进行堕胎是对自己身体权利的一种处分行为。我国法律对于人的民事权利认定是始于出生，终于死亡，并且采取的是独立呼吸说。当胎儿存在于母体时，胎儿并不能成为法律意义上的人，不具有权利能力，而被视为母体的一部分。民法上对胎儿的保护是通过对母体的保护来实现的，当外在因素如他人故意伤害导致流产，视为对母体的故意伤害，是对母体的生命健康权的侵害。既然是母体的生命健康权，那么作为母体的孕妇自然有权处分。
生育权的特殊性，使男性生育权的实现，必须通过女性才能实现。在权利具体实施的过程中，由于男女身体状况的差异，必然是女性作为孕育胎儿的主体。胎儿寄生于母体当中，靠吸取母亲的营养生长发育，必然要求妇女要承担更多义务，即损耗自己的身体，承担由于怀孕而导致的各种身体上的不良反应以及精神上的焦虑。所以在法律价值取向上对妇女作更多的倾向性保护，是符合法益均衡精神的。
关于女性是否有权利堕胎，在国外也有很多著名的案例，虽然法律条文不尽相同，但是法律的追求公平正义的精神是相通的。法律历来强调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承担的义务越重，享受的权利应当越多。美国一个著名的凯赛堕胎案中，对妇女堕胎权有这样的分析：虽然堕胎的问题与良知和信仰有关，但它却不仅仅是一个哲学问题。堕胎是一件特殊的事情。它会给很多人造成影响：决定去堕胎的妇女本人；实施和协助手术的人；配偶、家庭和社会；以及潜在的、被夺去的生命。虽然堕胎是这样的一种行为，但是州还是没有权利去限制它，因为妇女的自由决策权在这里是至高无上的，法律必须保护这一点。怀孕的母亲不得不承受焦虑、痛苦以及身体上的不适，这是其他人难以体会的。从人类诞生之日起，妇女就承受着这样的牺牲，这种牺牲使她在别人眼里变得崇高。但是，州却不能以此为理由坚持妇女必须作出这样的牺牲。笔者同意以上的分析，即法律应当尊重妇女堕胎的自由意志。
笔者认为，在平等的条件下，没有人有权利要求他人以牺牲自身健康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除非对方是自愿的，否则，就是对他人权利的侵犯，对社会伦理道德的违背。唯其如此，才能体现法律的公平正义。夫妻生育权的冲突，既是丈夫生育权与妻子生育权之间的冲突，同时又是丈夫生育权与妻子的人身自由权、健康权之间的冲突。一般来说，男方生育权的行使与实现需要利用女方的身体，所以更应当尊重女方的人身自由权及健康权。二者权衡，女方的这种基本权利比男方的生育权更应当优先得到保护。
（作者单位：陕西省城固县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