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司法理念的价值取向是教育、挽救而非惩罚。从联合国确立的“儿童利益最大化”准则看，我国对未成年人保护的空间还很大，需继续拓展。
社会公平是社会平安的基本目标，家庭平安是社会平安的基本元素，孩子平安是家庭平安的基本前提。所以，对孩子的保护，就是对家庭平安的向往，是对社会平安的支撑，也是对社会公平的诠释，关乎社会的稳定与国家的长治久安。
目前，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有保护过度和保护不力之争。这既有立法问题，也有执法问题，还有社会预期问题。从联合国确立的“儿童利益最大化”准则看，我国对未成年人保护的空间还很大，需要继续拓展。
首先，政府保护责任要明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从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四个方面对未成年人保护作出了规定，具有较大的引领价值和标杆作用。笔者认为，政府责任作为国家责任的核心，应当有专门规定。但现有规定如果将“政府保护”单列，使得政府保护的责任在法条中凸显出来，而不与社会保护相混淆，将更有利于开展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
其次，工读学校要改进完善。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三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学生送工读学校进行矫治和接受教育，应当由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或者原所在学校提出申请，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该规定出台前，有的省市需要家长、学生和教育机构三方同意才能办理入学，但有的学生及其家长不愿配合。现在有了国家规定，但有的学校不愿单方申请，担心学生不愿入学，因情感脆弱出现意外。为了发挥工读学校在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矫治方面的作用，使一部分有严重不良行为的学生得到有效的教育和矫治，要研究建立工读学校入学程序，使之与少年司法“非刑罚功能”机制相衔接。
再次，少年司法要健全。我国没有独立的少年刑法，而是一部刑法通用，因此，刑法针对未成年人犯罪处罚作出一些有别于成年人犯罪处罚的例外规定，以便对未成年人加以保护。主要有：一是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对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但在对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进行选择时，应当在什么情况下减轻处罚，法律并未作出明确规定，这需要法官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自由裁量并阐述理由。对于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刑法规定应当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由于缺乏程序法的支撑，执行存在一定困难，需要应对。二是关于未成年人放宽适用缓刑的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同时符合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四个条件的，作出了有别于成年人的“应当宣告缓刑”的规定。审判实践中，适用缓刑的比例在下降。这主要是一些符合宣告缓刑的未成年人因缺乏家庭监护和社会管教条件，一些社区矫治机构不愿或者无法承担帮教责任，这在外地籍未成年人适用缓刑问题上较为多见，如何保障外地籍未成年人司法处遇上的平等性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把少年罪犯作为一个孩子，而不是把孩子作为一个罪犯。因而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司法理念的价值取向是教育、挽救而非惩罚。三十多年前，我国探索建立少年司法制度，寻找未成年人犯罪不同于成年人犯罪的科学依据，试图让成长中出现问题的未成年人得到帮助与支持，以便有针对性地解决犯罪未成年人心理失衡、情绪失控、行为失范等问题，最终帮助他们回归社会，融入社会，这是对传统司法的一次挑战。
未成年人处于成长发育的早期阶段，特别需要在身心和社会发展方面得到照顾和帮助，并且需要在和平、自由、尊严和安全方面获得法律保护。由于受家庭、学校、社会等方面不利因素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讲，未成年人犯罪是社会的产物，他们自身也是受害者。因此，对待未成年人罪犯应当体现出宽容而不纵容的一面，与社会公平正义的维护并驾齐驱。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呈年龄低龄化、手段成人化、文化程度低且不计后果的趋势，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笔者认为，问题孩子背后的问题十分复杂，不能通过简单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一棍子打死法”解决，而是要考虑能否达到负刑事责任的精神和心理要求，即根据未成年人辨别和理解能力来决定是否能对本质上反社会的行为负责。如果依照现行刑法不负刑事责任，一定要用足用好我国刑法关于政府收容教养规定等具有保护性、教育性的干预处分措施，避免出现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犯下恶性刑事案件不负刑事责任，也没有后续教育处置措施对应的不利局面，维护社会秩序良好状态。
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是一个整体。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在各个方面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这些规定如果不落实，就有可能会发生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例如未成年人保护法对未成年人严禁进入网吧、酒吧等娱乐场所和不得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等用工问题作出了详尽的限制性规定。但在实际生活中，很多网吧、酒吧等却无视法律规定，致使一些未成年人经常通宵达旦涉足其中，许多涉少刑事案件就是发生在这些场所。对此加大整顿力度，是相关部门严肃执法履行政府保护的应有职责。
未成年被告人与被害人作为刑事诉讼中的诉讼参与人，应当受到同等法律保护，谓之“双向保护”。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我们关注较多的是如何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益的保障，却忽视了对未成年受害人的保护和帮助，在被告人无力赔偿使被害人处于孤立无援时，缺少必要关爱，这对被害人有失公允，使“双向保护”失去平衡。有的被害人会因此对受害事件进行反向理解，发生逆向恶变，由被害人转化为加害人。未成年被害人权益保护不力或者弱化，同样会对社会和谐稳定和社会公平正义产生不利影响。
笔者以为，从“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一切”出发，要加强立法，增设并强化政府和社会保护职能，修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进而建立独立少年司法体系。就目前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工作而言，应当在以下三个方面多作努力。
（一）进一步明确少年家事综合审判职责。一是以刑事审判工作为中心，推动少年警务、少年检察、少年审判制度直至少年司法制度的建立。二是以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司法保护为重心，探索符合少年司法从单一刑事模式向刑民行综合模式发展的司法规律。三是以法庭审理与普法教育紧密结合为轴心，将法庭审理的每一个案件与普法教育乃至于校园法治文化建设紧密结合起来。
（二）进一步拓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覆盖面。一是受案范围向未成年被告人和被害人全覆盖，对未成年被告人和被害人给予同等保护。二是法律援助向未成年被告人和被害人全覆盖，对提供法律援助的条件给予同等适用。三是心理疏导和干预向未成年被告人和被害人全覆盖，对心理疏导去除阴影给予同等对待。
（三）进一步健全“两条龙”工作协作机制。一是强化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建设，随案移送社会调查报告，将经庭审查证属实的社会调查报告作为人民法院量刑依据之一。二是强化未成年被告人权益保护工作，加强未成年被告人身份信息核查工作，重视未成年被告人在刑事案件诱发因素中的民事权益保护工作，维护其受损的民事权益。三是强化未成年人司法和社会工作衔接，在少年司法中整合社会力量，融入社会因素，促进家庭、学校和社区在犯罪防控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进而建立集家庭保护、学校保护、政府保护、社会保护、司法保护和自我保护于一体的未成年人综合保护网络，让孩子们都健康快乐成长。
（作者系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庭庭长，本文为其参加最高人民法院与美国人权对话基金会主办的“中美少年审判体制改革研讨会”时所作的发言。）
社会公平是社会平安的基本目标，家庭平安是社会平安的基本元素，孩子平安是家庭平安的基本前提。所以，对孩子的保护，就是对家庭平安的向往，是对社会平安的支撑，也是对社会公平的诠释，关乎社会的稳定与国家的长治久安。
目前，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有保护过度和保护不力之争。这既有立法问题，也有执法问题，还有社会预期问题。从联合国确立的“儿童利益最大化”准则看，我国对未成年人保护的空间还很大，需要继续拓展。
首先，政府保护责任要明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从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四个方面对未成年人保护作出了规定，具有较大的引领价值和标杆作用。笔者认为，政府责任作为国家责任的核心，应当有专门规定。但现有规定如果将“政府保护”单列，使得政府保护的责任在法条中凸显出来，而不与社会保护相混淆，将更有利于开展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
其次，工读学校要改进完善。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三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学生送工读学校进行矫治和接受教育，应当由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或者原所在学校提出申请，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该规定出台前，有的省市需要家长、学生和教育机构三方同意才能办理入学，但有的学生及其家长不愿配合。现在有了国家规定，但有的学校不愿单方申请，担心学生不愿入学，因情感脆弱出现意外。为了发挥工读学校在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矫治方面的作用，使一部分有严重不良行为的学生得到有效的教育和矫治，要研究建立工读学校入学程序，使之与少年司法“非刑罚功能”机制相衔接。
再次，少年司法要健全。我国没有独立的少年刑法，而是一部刑法通用，因此，刑法针对未成年人犯罪处罚作出一些有别于成年人犯罪处罚的例外规定，以便对未成年人加以保护。主要有：一是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对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但在对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进行选择时，应当在什么情况下减轻处罚，法律并未作出明确规定，这需要法官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自由裁量并阐述理由。对于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刑法规定应当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由于缺乏程序法的支撑，执行存在一定困难，需要应对。二是关于未成年人放宽适用缓刑的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同时符合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四个条件的，作出了有别于成年人的“应当宣告缓刑”的规定。审判实践中，适用缓刑的比例在下降。这主要是一些符合宣告缓刑的未成年人因缺乏家庭监护和社会管教条件，一些社区矫治机构不愿或者无法承担帮教责任，这在外地籍未成年人适用缓刑问题上较为多见，如何保障外地籍未成年人司法处遇上的平等性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把少年罪犯作为一个孩子，而不是把孩子作为一个罪犯。因而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司法理念的价值取向是教育、挽救而非惩罚。三十多年前，我国探索建立少年司法制度，寻找未成年人犯罪不同于成年人犯罪的科学依据，试图让成长中出现问题的未成年人得到帮助与支持，以便有针对性地解决犯罪未成年人心理失衡、情绪失控、行为失范等问题，最终帮助他们回归社会，融入社会，这是对传统司法的一次挑战。
未成年人处于成长发育的早期阶段，特别需要在身心和社会发展方面得到照顾和帮助，并且需要在和平、自由、尊严和安全方面获得法律保护。由于受家庭、学校、社会等方面不利因素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讲，未成年人犯罪是社会的产物，他们自身也是受害者。因此，对待未成年人罪犯应当体现出宽容而不纵容的一面，与社会公平正义的维护并驾齐驱。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呈年龄低龄化、手段成人化、文化程度低且不计后果的趋势，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笔者认为，问题孩子背后的问题十分复杂，不能通过简单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一棍子打死法”解决，而是要考虑能否达到负刑事责任的精神和心理要求，即根据未成年人辨别和理解能力来决定是否能对本质上反社会的行为负责。如果依照现行刑法不负刑事责任，一定要用足用好我国刑法关于政府收容教养规定等具有保护性、教育性的干预处分措施，避免出现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犯下恶性刑事案件不负刑事责任，也没有后续教育处置措施对应的不利局面，维护社会秩序良好状态。
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是一个整体。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在各个方面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这些规定如果不落实，就有可能会发生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例如未成年人保护法对未成年人严禁进入网吧、酒吧等娱乐场所和不得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等用工问题作出了详尽的限制性规定。但在实际生活中，很多网吧、酒吧等却无视法律规定，致使一些未成年人经常通宵达旦涉足其中，许多涉少刑事案件就是发生在这些场所。对此加大整顿力度，是相关部门严肃执法履行政府保护的应有职责。
未成年被告人与被害人作为刑事诉讼中的诉讼参与人，应当受到同等法律保护，谓之“双向保护”。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我们关注较多的是如何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益的保障，却忽视了对未成年受害人的保护和帮助，在被告人无力赔偿使被害人处于孤立无援时，缺少必要关爱，这对被害人有失公允，使“双向保护”失去平衡。有的被害人会因此对受害事件进行反向理解，发生逆向恶变，由被害人转化为加害人。未成年被害人权益保护不力或者弱化，同样会对社会和谐稳定和社会公平正义产生不利影响。
笔者以为，从“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一切”出发，要加强立法，增设并强化政府和社会保护职能，修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进而建立独立少年司法体系。就目前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工作而言，应当在以下三个方面多作努力。
（一）进一步明确少年家事综合审判职责。一是以刑事审判工作为中心，推动少年警务、少年检察、少年审判制度直至少年司法制度的建立。二是以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司法保护为重心，探索符合少年司法从单一刑事模式向刑民行综合模式发展的司法规律。三是以法庭审理与普法教育紧密结合为轴心，将法庭审理的每一个案件与普法教育乃至于校园法治文化建设紧密结合起来。
（二）进一步拓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覆盖面。一是受案范围向未成年被告人和被害人全覆盖，对未成年被告人和被害人给予同等保护。二是法律援助向未成年被告人和被害人全覆盖，对提供法律援助的条件给予同等适用。三是心理疏导和干预向未成年被告人和被害人全覆盖，对心理疏导去除阴影给予同等对待。
（三）进一步健全“两条龙”工作协作机制。一是强化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建设，随案移送社会调查报告，将经庭审查证属实的社会调查报告作为人民法院量刑依据之一。二是强化未成年被告人权益保护工作，加强未成年被告人身份信息核查工作，重视未成年被告人在刑事案件诱发因素中的民事权益保护工作，维护其受损的民事权益。三是强化未成年人司法和社会工作衔接，在少年司法中整合社会力量，融入社会因素，促进家庭、学校和社区在犯罪防控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进而建立集家庭保护、学校保护、政府保护、社会保护、司法保护和自我保护于一体的未成年人综合保护网络，让孩子们都健康快乐成长。
（作者系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庭庭长，本文为其参加最高人民法院与美国人权对话基金会主办的“中美少年审判体制改革研讨会”时所作的发言。）
